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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貧窮,是86壹代的責任

Posted March. 30, 2019 07:41   

Updated March. 30, 2019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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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88萬韓元壹代”青年們的自嘲,筆者曾以為是因為遇到了低成長時代的不幸。但是有論文稱,青年貧困是因為50多歲的86壹代。西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哲承(48歲,音譯)最近在《韓國社會學》上發表了《世代、階級、等級:386世代的集權和不平等的擴大》。李教授利用各種統計資料分析說,因為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80年代上大學的86壹代掌握著太多的權力和財富,所以年輕壹代受到了損失。

 86壹代掌握政治權力後,沒有進行新老交替的說法並不新鮮。45歲以下國會議員的比率為6.33%,在150個國家中排在第143位(市民團體“改變國會的人”資料)。因此出現了應把青年公推比例制法律化的討論。

 但是86壹代的工齡比其它壹代長,收入上升率高,長期占據最高收入,拉大了與其他壹代的差距,這種分析也值得關註。86壹代的競爭力是組織能力。產業化壹代講究學脈、地脈、血脈的時候,86壹代以為會在民主化的目標下不分學脈、地脈、血脈和階層團結在壹起。民主化以後,從90年代開始建立並聯合了數萬個市民團體相互支持,86壹代的人均加入組織數是0.451個,多於50年代壹代(0.209個)、70年代壹代(0.331個)和80年代壹代(0.185個)(以大學畢業生、2010年數據為基準)。

 為了民主化這壹大義而建立的組織能力,竟然成了政治權力乃至飯碗的本錢。1997年因外匯危機進行結構調整時,30多歲的86壹代還活了下來。到這裏為止是運氣。此後,86壹代發揮特有的戰鬥力,通過工會活動獲得了正規職和高工資增長率。代價是後輩壹代支付的。因為,企業以向海外轉移生產設施、擴大非正規職、壓低轉包企業的單價來應對勞動費用上升。在100大企業的管理人員中,50多歲的比率大概是60%,但到2017年超過了70%。李教授解釋稱,“這是因為,為了迎合政治權力的主流勢力,企業也為了站隊而起用相似的年輩”,認為權力不平等導致了經濟不平等。

 當然也有反對意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申光英(音譯)認為:“不平等深化的核心不是世代問題,而是階級問題。”東亞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金秀晶(音譯)表示:“86壹代是代際競爭的勝者的主張是誇大的,考慮到撫養負擔,86壹代反而是‘夾縫壹代'。”也有分析稱,86壹代從父母壹代那裏繼承了豐富的市場,避開了外匯危機的刀刃,在21世紀趕上了網絡熱潮等,只是運氣好而已,並不是有意制造世代之間的不平等。

 如果86壹代所享受的機會全靠運氣,那麽對不幸壹代的責任是否會消失?現在的青年們學得再多也找不到工作。如果第壹次找工作失敗,今後會遇到更加困難的難關(受傷效果·scarring effect)。結婚率和生育率降低不是無緣無故的。

 相比說是青年津貼、只給幾個錢的壹次性政策,還不如創造不錯的工作崗位,公平分配,形成世代之間的連帶關系。代表產業化壹代的電影《國際市場》的主人公(黃政民飾)說:“這個艱難的世界風波,不是子女而是我們所經歷,真是萬幸。”86壹代應該具備責任意識,“只有我們享受了壹代人的幸運,對此感到抱歉”。否則,正如李教授所說,說不定會淪落為“這輩子因為飯碗之爭太好而見不到孫子的壹代”。


李珍暎 ecolee@dong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