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武铉政府的头脑是三星。卢武铉当选后，收到了委托三星经济研究所制订的400页报告《关于国政课题和国家运营的议程》。从参与政府的增长战略“国民收入2万美元时代”到与东北亚中心国家论和签订韩美自由贸易协议，主要国政课题都是三星提出的议程。曾担任卢武铉总统国民经济秘书的郑泰仁表示：“386人士虽然有正义感，但没有学问。”
进步政权偏偏要借用财阀的头脑，这一现实令人尴尬吗？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不久，参与联盟向政府转交了包括90个政策课题的报告。修改最低工资法、修改综合房地产税法、设立高层公职人员腐败调查处等重大议题，都在一个多月后政府发表的100大国政课题中得到反映。
如果止步于此就好了。参与联盟还接受了政府要职。也许是出于“未能留住卢武铉政府”的自责感，卢武铉政府时期就市民团体参与国政担心“红卫兵争论”的谨慎心已不复存在。青瓦台的政策室长、民政首席、社会首席、财政改革特委委员长，都是参与联盟出身。在政府里，还有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女性家庭部长官和国民权益委员会委员长。就任半个月后就去职的金融监督院长、甚至还没就任就落马的法务部长官和雇佣劳动部长官被提名人，也都是参与联盟的人。政策和人都出自参与联盟，因此出现了“不是民主党政府，而是参与联盟政府”的说法。
由于参与联盟的“执政”，政府失去了有能力的忠言逆耳者。在保守政权的留言操控事件中，参与联盟以妨碍调查为由告发15名警察，对于执政党党员留言操控舆论事件“德鲁王门”，却保持了沉默。对于在人事检验中接连失败的民政首席赵国，连正义党都提出了责任论，但参与联盟却没有发表一句评论。在前金融监督院院长金起式的旅游性出访曝光后，参与联盟发发表了“十分失望”的立场，但不是以正式声明，而是“致会员书”。明知大学（政治学）教授金亨俊（音译）表示：“只有社会各个领域独立于权力，保持自主，社会才会发展。正如不能由军人和财阀掌握权力一样，如果市民团体也失去监视权力的固有功能拥有了权力，同样也不行。”
市民团体的代表品牌参与联盟的信赖度下滑，是整个社会的损失。据从2013年起对社会各领域信赖度进行调查的韩国行政研究院，“不相信市民团体”的回答比率，已从2013年的49.5%增加到2017年的53.7%。认为市民团体“不清廉”的人，也从52.8%增加到57.5%。网民们最近纷纷讽刺说：“比SKY（首尔、高丽、延世）更好的大学是参与联盟，” “想要攒资历就该去参与联盟”。
热切期盼出人头地的人在参与联盟前面探头探脑，它已不再是清淡的所在。制定《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1999年）、《防止腐败法》（2001年）、《证券集团诉讼法》（2003年）等等，创立于1994年的参与联盟所积累的成果，多得难以一一列举。向三选发起挑战的首尔市长朴元淳在2003年担任参与联盟执行委员长时曾说过：“如果市民团体和政府联手，就无法对持不同政见的人产生影响力，市民运动的公信力也会大幅下降。如果卢武铉政府失败了怎么办？政权是有限的，市民运动却是无限的。它不能和政权的命运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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