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改革中比修改法令更重要的是改变公职人员的想法”

　 本月初，新加坡市中心举行了大型电动巴士的自动驾驶示范运行。轿车、小客车的自主运营在许多国家都有，但大客车还是第一次。该项目由沃尔沃客车公司、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和新加坡陆上交通厅三方合作进行。率先向沃尔沃巴士提议该项目的是新加坡开发局。“他不像公务员，更像一个企业家”，这是一同主持该项目的沃尔沃客车副总经理的评价。这与韩国公务员的保身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出现新生事务他们就担心要负责，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就会抽身而退。

　在未来产业中，规制改革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的水平。这在跨国经营咨询公司KPMG发表的《2019年无人驾驶准备性评价》中得到如实体现。整体排名，新加坡是第二名，韩国第13名。新加坡的技术（第15名）虽然低于韩国（第7名），但规制改革水平却排在第一位，领先于韩国（第七位）。换句话说，韩国虽然比新加坡在技术即民间水平上领先，但在规制改革即政府水平上却落后。

　无人驾驶、共享经济、远程诊疗等与数字革命相关的产业，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新职业形态。必然会与现有的职业群体发生冲突。如何调整和解决问题是该国政治领导人的能力，也是公务员的水平。

　昨天，国务总理李洛渊在悬案检查会议上强调：“就规制改革而言，修改法令也很重要，改变公职人员的想法也很重要。”这是在敦促转变一碰到规制问题就用消极系统的想法。曾担任道知事的总理不可能不知道，虽然话是千真万确的，但即使如此敦促公务员，公务员也不会动换。

　只有严格问责手握限制规定横行霸道的公务员，或选出留下规制改革优秀事例的公务员，给予晋升等破格的补偿等激励，才能稍微有所行动。我国规制革新不应该在远处寻找对象，而应该从总统和总理革新公务员的痼疾想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