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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低生育对策,援助育儿不如“国家养育孩子”的构想

《社论》低生育对策,援助育儿不如“国家养育孩子”的构想

Posted December. 27, 2017 07:27   

Updated December. 27, 2017 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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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在寅总统昨天在直接隶属于总统的低生育、高龄社会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在是解决严重人口危机的最后的黄金时间,”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让结婚、生产、育儿成为女性的负担。低生育委员会因此决定,将采取加强父亲和母亲一道参与育儿的“平等育儿”和社会看管功能、工作和生活均衡的措施。政府的低生育对策,似乎从提高生育率等以指标为中心的政策,转为帮原先“独自育儿”的女性减轻负担、对她们的生活提供援助的方向。

 政府从2006年起认识到低生育和高龄化的问题,开始制订政府主导的对策,但11年过去的今天,生育成绩单在世界225个国家中排名第219位。先后三次出台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投入200万亿韩元预算,但没有取得成效。其原因,是百货店式的政策,再加上实施决心不足。昨天低生育委员会认为政府的对策充斥着“此事与我无关”的观念,也是因为迟至现在才意识到,迄今的政策虽然花了钱,但与现实相去甚远。

 生育率是指一名韩国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数字,去年已跌至世界最低水平,但今年有可能进一步下跌至1.06∼1.07名。这种情况下,文在寅总统强调女性的生活,是意识到支付生育费用方式的低生育对策完全不管用,需要转变模式。

 这种观念的转变,并不是新生事物。以往的政府克服低生育的对策,其核心也是提倡育儿停职、扩充保育设施、消除育儿休职死角地带的工作家庭两全政策。但是上班女性想要育儿停职,必须看上司的脸色。在这种企业文化中,育儿停职的现实是,政府的政策是一回事,工作单位的苦衷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公务员不了解这种情况,只知道把桌上相差不多的对策重新包装,只能是再次犯浪费时间和财政的失误。

 想要阻止女性的“独自育儿”,企业的负责人必须站在自己女儿和儿媳妇的立场上考虑这一问题,才能改变企业文化。政府不是出于支援育儿的层面,而是要转变为“国家养育孩子”的观念,制订相关政策。日本也在1989年经历了合计生育率1.57名的冲击之后,推出了“天使计划”“新天使计划”“低生育+1对策”等工作和育儿兼顾的政策,但至今没有取得成效。现在日本又推出了包括把人口维持一亿水平决心的“1亿人总活跃计划”,极力摆脱低生育率危机。韩国也到了把目前3700万名育龄人口提升至4000万名的“4000万总活跃计划”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