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依总统命令行事而无罪”的朴槿惠政府官员

前总统民政首席秘书禹柄宇前天在逮捕令审查中声称，“在青瓦台工作过就知道。在那里，总统就是法律。”他们的防御逻辑是，执行的是朴槿惠总统的指示，怎么会有滥用职权、渎职等嫌疑呢？不知道他是否会因此免受拘留，但这种说法是在宣称，青瓦台并非法治之地，而是在像承奉御命的过时的王朝时代一般运作。

这样的官员并不只是禹柄宇。被卷入“崔顺实干政”事件的朴槿惠政府的多名公职人员，都在陈述中出现了“我遵照总统的指示行事，有什么罪呢”之类的说法。前第一附属秘书郑虎成根据总统的指示，将包括47份秘密文件的180份文件交给了崔顺实。前政府首席秘书安钟范也在法庭上表示，总统甚至直接指定了向MIR基金会和K体育基金会交钱的企业和要交的金额。就当两个人因为是“无奈的公务员”而无条件地遵照总统的指示吧。而已经有过多年官僚生活的前经济首席秘书赵东源和前经济金融秘书（现企划财政部第一次官）崔相默也，因是总统的指示而无条件遵照执行了一些哪怕在平民看来都是不正确的事情。这些都是公职社会已经出现的严重故障。

安钟范昨天作为证人出席宪法法院的审理，为时已晚地自责道：“就像建议应把70亿韩元还给乐天一样，设立（MIR和K体育）两个基金会的时候我也应该作出判断的。”公务员们应该把这些话当作他山之石。国家公务员法第一条中，将国家公务员规定为全体国民服务的人员。并不是说是总统指示的，就拿到了免罪符。我国的刑法，针对公务员，没有因为执行“上司的合法命令”而承认其“违法性事由（不成立）”。也就是说，即便是上司的命令，如果执行了不合法的命令，也无法免予惩处。当然，最大的责任在于朴总统。关于国务会议像听写笔记式的“御前会议”的说法，在朴槿惠政府上台之初早已传出。

公务员在被录用的时候，曾宣誓：“我作为大韩民国的公务员，将遵守宪法和法令，捍卫国家，忠实履行服务于国民者的任务。”从成为并非宪法、法令和国家，而是特定上司、个人或者私人组织的忠仆的瞬间起，就是公务员本人、国家和国民不幸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