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企业贪欲过大的缘故”。
这句话来自一位时任长官对记者的回答，当时记者提出的问题是“韩国时下两极化的原因何在”。作为朴槿惠总统执政时期的高官，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虽然有些令人吃惊，但也绝不是一句毫无根据的话。韩国金融研究院最近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企业为主的收入分配是韩国低增长的原因”。
企业保有的现金资产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500兆韩元。与此同时，2013年企业储蓄率21.5%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高居第二位，仅次于日本。但与此形成截然相反的是，家庭储蓄率仅仅是4%。
造成企业富余、家庭贫穷现象自然有其中的原由。2005~2010年间企业收入激增了19.1倍，但家庭收入仅仅增加了1.6倍。而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所占据的收入却从1975年的75.8%降低到2011年的68.2%。事实上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自2008年以后一直在原地踏步。这种实际上并未在增加的劳动收入导致了家境的窘迫，抑制了内需的恢复。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企业为了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因素和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而经历的烦恼。但是企业仅仅盲目积累现金储备，这只能导致企业自食其果，换来企业业绩的恶化。金融研究院发出警告说“企业要么给员工加薪，要么为企业进行分配制定相关政策，不然很有可能陷入日本式长期不景气情况”。
美国、英国、日本的境况同样大致如此。这些国家都把提高工资作为增加内需的方法之一。美国计划将目前的最低时薪从当前的7.25美元提高到10.1美元，提高了40%。英国工业联盟(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CBI)甚至敦促“所有的市民都英国享受经济复苏带来的果实，要求给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工资”。这与1980年代英、美两国展现出的态度截然不同，与李根政府对峙时曾提出“若提高工资，将会导致雇佣减少的局面”。
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更明确。日本经济财政大臣甘利明(AkiraAmari)发出强硬声音，称“企业有利益时也不给员工提高工资或者不为转包商提高费用的话，这个企业将烙下‘羞愧企业’的名号”。随后丰田、本田、东芝、日立等大企业接连提高了待遇。英国《金融时报》对这一做法表示赞同，称“企业通过提高工资将资金散发出去，其中绝大部分通过消费会重新回到企业金库中”。
韩国政府计划通过改革规制规定增加就业机会。这是正确的政策。但是普通家庭面临濒死状态的时候无论改革多少规制也将无法增加内需。经济状况已经比过去发生迥然不同的变化，因此韩国政府在规制改革之余也要实施更加多样化的政策来增加内需。
三星创始人李秉喆会长曾创立“事业报国”的经营理念，现代企业创始人郑周永会长提出过“国家兴盛，我们才能兴盛”的说法。如今大企业的海外收入增加，却不能因此对国内经济袖手旁观。在德国，担负国家64.5%收入的大企业也担负着创造40%的就业机会。而在韩国，大企业虽然能够创造62.3%的收入，却仅仅创造13.2%的就业机会。
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采取提高工资的方法。只要企业不把钱仅仅用于积累，那么无论用于投资还是用于帮助合作企业，或者雇佣更多的年轻人这些都是为激活经济做出的积极努力。企业也许会觉得这是支出的费用，但绝对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成长。政府正努力为企业创造更好地环境，市民也在积极地相应。现在已经轮到企业行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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