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槿惠总统昨天在出访美国之前举行的首席秘书官会议上说，“如今国家和国民经济面临困难”，“希望政界（对于国史教科书国政化）不要进行不必要的争论，以引起国民舆论分裂，应该努力使其成为实现正确的历史教育正常化的契机，果能如此，便十分感谢了。”朴槿惠总统对国政化争议持有“不必要”观点是十分危险的。政界围绕国政化这样的重要问题出现争议是当然的事情。在“国家和国民经济面临困难”的时期，在幕后做出并不迫切的决定而导致争议的不是政界，而是朴槿惠总统本人。
国政化实际上是朴槿惠总统一人执意推进的。主管部门教育部的黄佑吕长官和金再根次官当初对于强行推进国政化一直踌躇不决，直到最后迫不得已才转向推行国政化。负责国史教科书国政化具体事务的国史编纂委员会金贞培委员长，是在1973年维新之后对当时推行教科书国政化进行过强烈反对的人物。在推进国政化过程中，教育部除了举行过一次讨论会之外，并没有正儿八经地走过公论程序。先不管国政化正确与否，朴槿惠总统在政策推进方面的独断方式却是不正确的。
即使在朴正熙政权时期，1973年在做出国政化决定之前，还于1972年成立了加强国史教育委员会，让有名望的国史学者都参与进来。当时，在国史学界内部，已经出现了要改善现有教科书未能摆脱殖民史观问题的动向。这很微妙地契合了维新政权的国政化决定。这和当今国史学界大部分反对国政化、总统一个人强行推进的局面大不相同。
当然，国史学界也不像从前那样，未能获得人们的信任。金贞培委员长前天在韩国史教科书国政化公布之后说，“在编纂新的国政教科书时，将果断摆脱现有历史学者为主的执笔阵容，把政治、经济、社会学者也包括到书写现代史的阵容中来。”等于承认了即使实施国政化，仅靠国史学界，也不能改正现代史的左倾局限性。
新国家党代表金武星前天拒绝了新政治民主联合代表文在寅提出的就国政化举行2+2会谈的建议。不管是总统还是执政党的代表，一直采取“国政化是正确的，没有争议”的态度。难道是只要执政党做出决定，让国民跟着走就完了吗？
About Dong-A Ilbo